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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日两国汉语文学的差别】汉语这么和那么的区别

    2019-08-01 17:25:20  秘书文库网  本文已影响   字号:T|T
    朝鲜(19世纪前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是属于汉文化圈的国家,从古代起就受到汉文化和汉文学的影响。两国的汉语文学是在中国汉字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古代时期的朝鲜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约公元2世纪汉字传入后,才有了书面文学。汉字以及由汉字作载体的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是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它循着先汉字、次汉文、再汉籍这样一个顺序,不断深入扩展,而且总是由社会上层先行接受、掌握然后普及民间。

    由于朝鲜统治者长期重视汉文,轻视本国语言,汉文被确定为官方语言,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文是朝鲜惟一的书面文字,从而使朝鲜半岛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输入日本,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文字,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图案。4世纪,日本上层知识分子纷纷学习汉语,并用汉语写诗作文,汉诗汉文的创作出现了热潮,因此,汉文学就成了日本人贵族身份和教养的象征。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产生了用汉字记载的书面文学。现存最早的书面作品是公元478年倭国王武给当时中国南朝皇帝的奏文,记述国内“东征西服”的统一情况,表达对中国文化、文明的向往,文章中汉语运用较为成熟。而真正较为普遍使用汉字是在公元7世纪。朝日两国这种以文字媒介为主,加之地理、政治、文化思想等因素所缔造的文学关系,为亚洲所罕见。它使朝日古典文学承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时间最长、程度最深。朝鲜书面文学是从汉语文学开始的。朝鲜汉语文学是朝鲜作家以自己的生活为内容,以朝鲜读者为对象而创作的文学。朝鲜的汉语文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继承了儒家文化言志、载道的传统。随着中朝两国文化的交流,儒家思想也对朝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开始普及儒家思想,如高丽时期的崔冲,人称“海东孔子”,擅长写汉诗,宣扬儒家思想。这时期儒家思想的普及对朝鲜汉语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朝鲜从三国时期开始,儒家的经典着作已大量传至,这时期传入的书籍主要是《论语》等,在贵族与平民子弟中间广泛传阅,其后儒家思想对朝鲜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次是高丽王朝建立后复兴儒学,以“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德治天下,聚合民心,如崔承老的《杜鹃花》所表现的儒家忠君思想:“去年曾是满朱栏,今日芳姿又一般。但愿此花开万转,微臣长奉圣人欢”。再次是从第四代光宗朝开始实施的科举制度,使朝鲜学子必须烂熟中国的经典史籍,必须大量掌握中国文学名家名篇名句,必须透彻地精通中国各种诗歌之内部技法和散文特别是政论的技巧。最后是高丽历代国王的崇文政策,即重视诗赋类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1]后来发展到新罗统一时期,设立了国学,讲授儒家经典《论语》、《礼记》、《周易》、《左传》、《毛诗》、《尚书》和《文选》等,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朝鲜主要的统治思想。到了李朝时期,统治者更把儒家思想奉为独尊的地位。南永鲁的《玉楼梦》描写了文曲星下凡的杨昌曲先后娶五女为妻妾的故事,交织着家庭矛盾、抗击外敌、政治党争、神魔变幻等内容。小说主人公杨昌曲是作者极力刻画的东方男子的完美形象,集功臣、名将、才子于一身,具有忠君、爱国、孝顺父母、挚爱妻妾、温良恭谨的特点。甚至在国语小说《沈清传》中,通过讲述孝女沈清的故事而显示了朝鲜民族悠久的敬老传统。如果从考察中朝文学关系的角度去思索其歌颂孝行等美德的内容,则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儒家思想已成为朝鲜文化的一种有机成分,以及这种有机成分的含量。

    第二,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朝鲜汉语文学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亲人或故人的怀念与追悼上,例如:四言抒情汉诗《黄鸟歌》是琉璃王为怀念他的汉人妃子雉姬,假托雌雄黄鸟之亲表白失爱之情的:“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精通汉学的郑知常在《月影台》表现对崔致远的追思和崇敬:“碧波浩渺石崔嵬,中有蓬莱学士台。松老坛边苍藓合,云低天末片帆来。百年风雅新诗句,万里江山一酒杯。回首鸡林人不见,月华空照海门回。”朝鲜汉语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更多的是针砭时弊、关心民生以及对祖国命运的关怀。通晓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创作了数千首汉诗的李奎极,在《东国李相国集》中既有对农民表示同情,又有揭露权贵的骄奢淫逸,表现忧国忧民的思想。如《代农夫吟》:“带雨锄禾伏亩中,形容丑恶岂人容。王孙公子休轻侮,富贵豪奢出自侬。新谷青青犹在亩,县胥官吏已征租。力耕富国关吾辈,何苦相侵剥及肤。”又《新谷行》:“一粒一粒安可轻?系人生死与富贫。我敬农夫如敬佛,佛难养活已饥人。”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作者对贫苦农民的同情态度;而在《望南家吟》中则对权贵的奢侈生活进行揭露:“南家富东家贫,南家歌舞东家哭。歌舞何最乐?宾客盈堂酒万斛。哭声何最悲?寒厨七日无烟绿。”李齐贤则在《题长安逆旅》、《思归》、《感怀》等作品中,以沉郁幽抑的笔调表现思念故土,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怀。汉语诗歌成就最大者崔致远的作品也以怀念祖国的诗为最好,如《秋夜雨中》、《山阳和乡友话别》等。其中《东风》诗是这样写的:“知尔新从海外来,晓窗吟坐思难裁;堪怜时复撼书幌,似报故园花欲开。”作品的意思是说东风来自渤海之东的祖国,吹到诗人的书房,仿佛向诗人报告故乡的消息。可见,诗人的思国之情内在深沉,十分感人。他的另一部分诗歌则是反映新罗王朝后期社会的黑暗和动乱,描写故土自然风景,弘扬祖国民族文化的诗篇。如《江南女》通过对“江南女”和“邻家女”的对比,揭露了贵族妇女的骄横和表示对下层人的同情:“江南荡风俗,养女娇且怜。性冶耻针线,妆成调管弦,所学非雅音,多被春风牵。自谓芳华色,长占艳阳言。却笑邻家女,终朝弄机杼,机杼终劳身,罗衣不到汝。”《古意》则通过写狐狸变成美女骗人的故事来讽喻某些社会现象:“狐能化美女,狸亦作书生。谁知异类物,幻惑同人形。变化尚非艰,操心良独难。欲辩真与伪,愿磨心境看。”实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丁若镛善于运用比喻来刻画他所要表现的对象,他的《龙山吏》近似我国杜甫的“三吏”:“吏打龙山村,搜牛付官人。驱牛远远去,家家倚门看。勉塞官长怒,谁知细民苦。六月索稻米,毒痛甚征戍。

    德音竟不至,万命相枕死。穷生尽可哀,死者宁哿矣。妇寡无良人,翁老无儿孙。泫然望牛泣,泪落沾衣裙。”其现实主义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游记作家慧超的五言汉诗,充分反映了作者在游历异国他乡过程中独特的心理感受,如《月夜南天路》表达了他在他乡对自己祖国和家乡的深深思念之情:“月夜南天路,浮云飒飒归。缄书参去便,风急不听回。我国天岸北,他邦地角西。日南无有雁,谁为向林飞。”实学派的代表朴趾源的汉文短篇小说《两班传》是作者最着名的一篇讽刺小说,作品对处于穷愁潦倒的“两班”(即作为封建主体的文、武两班贵族)进行了尖锐的嘲讽,也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两班”有一套矫揉造作的生活方式:“盥无擦拳,漱口无过。长声唤婢,缓步曳履。暑毋跣袜,饮毋徒髻。食毋先羹,饮毋流声。下箸毋舂,毋饵生葱。”尽管早已穷困潦倒,也要摆架子:“忍饥耐寒,口不说贫。……手毋执钱,不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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